3月7日是个阴天，韦德贵在被窝里多赖了5分钟床。7点正，他不敢再睡了：再不出去，自己的摊便没地方摆了。

    1米长、0.5米宽的木板下方交叉地钉上几根木条———韦德贵的小货摊，便架设在渝中区下回水沟中段一片略微宽阔一点的“空地”上。

    说“空地”其实不准确，这里实际上是下回水沟支马路的一部分。从“中兴路跳蚤市场”圆弧形招牌下的斜坡起始一直到坡尾，近300米长的马路被400多个“韦德贵”所占据。

    斜坡中央是用预制板连绵搭建而成的“商铺”。不时从“铺”中走出来上厕所的商贩们，在看着“韦德贵”们的时候，眼白多于眼黑。比起韦德贵来，他们以每月80~150元的低廉价格换来了“正规军”的资格———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个不大的、只能容纳100多户商铺的场地内，才是真正的“中兴路跳蚤市场”。

    韦德贵也想堂堂正正地搬进这个场地内，但场内的商户们于1999年就从上回水沟搬到了这里，他们多是住在周围的下岗职工、低保户，8年里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离“场”。这就让“游击队”越来越多，其规模超过场内商户的四五倍。

    站在韦德贵木板摊左侧的是个黑瘦汉子，深棕色的眼球不时伶俐地四下逡巡。这是个卖“ADIDAS、NIKE”等“名牌”的鞋袜摊，摊上的“名牌”自然都是假的。黑瘦汉子选了铁条作为木板摊的支架。比起木条来，铁条更灵活些。一旦城管前来“围剿”，拿出编织袋需要5秒、将货物扫进袋内需要20秒，折叠木板摊需要5秒；接着要做的，就是夹起摊子、背着袋子、朝巷内幽深处逃跑……黑瘦汉子比划着说，“我从来没被城管抓过一次！”

    这里的400多家“游击队”，个个都练就了自己的绝招。韦德贵的“绝招”比起别人来更加管用，他那以每月450元的代价租来的家，就在马路对面一所老旧平房里面。不到2分钟，他就可以躲进自己温暖而安全的家。

    同样来自开县铁桥镇的妻子，没事总会呆在与3户邻居共用的厨房内，绞尽脑汁地把超市里买的特价蔬菜和肉类作出各种可能的组合，尽量让丈夫和儿子每天的食谱能够翻翻新。

　　起早贪黑的“跳蚤”生涯

    2004年春节后，韦德贵带着妻子去广州打工。出发前，他到中兴路跳蚤市场花了20块钱给自己买了件旧衣服，这改变了他的人生。

    这里除了和自己一样来自区县的农民工外，城里人也不少，但每个人都穿着和自己身上一样的旧衣服、住着老房子、卖着一样的二手货……

    在这里没人给他白眼看，冲着这一点，原本准备做个空调维修工的韦德贵决定到这里“发展”。

    刚开始时，为了给自己找个摊位，韦德贵只能像现在越来越多加入这个行列中的人那样，早上不到6点就早早地来抢占地盘，或是花上两到三块钱，从比自己更早来占地盘的人手中买巴掌大的“店面”，开始一天的经营。

    在这里呆了一年，在与城管多次“捉迷藏”后，韦德贵拥有了现在的“门面”，这笔支出是每月150元，但“门面”是固定的。这让渴望安稳的夫妻俩，心里多少有点慰藉。

    “小姐，看看这个盒子，里面铺块红丝绒就可以装首饰，比商场里便宜多了！”

    无论是谁，听到韦德贵的这番吆喝，都不会想到他卖的会是保健品、而且更多的是性保健品。而他自己把这样的叫卖方式称作“做生意活泛”。

    韦德贵的生意明显比周围的摊贩好上一些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他面前的货品中就会少一件类似于6块钱的“蚁力神”之类的商品。

    他知道自己的商品缺少各种各样的许可证，那是“合法”的代名词，叫卖这些东西总让他离自己正大光明做人的目标有些偏差。但靠着这个小摊，儿子顺利地在厚慈街读上了小学，妻子精明地掌管着这个家庭每一分每一厘的支出，目前银行账户上已经有了不下于5位数的存款。

    韦德贵一点一滴地朝自己的目标迈进：在储奇门开个正规的藏药店。但他不知道，今年的重庆市两会上，一份来自政协委员代伶的提案将这里400多家经营户的命运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
    委员提议取缔跳蚤市场

    闲杂人员较多、时常发生人员斗殴；所卖物品包括销赃物品、淫秽光碟，藏污纳垢；占道经营，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……”代伶委员在提案中提到了中兴路跳蚤市场的几个“硬伤”。

    “取缔或整体挪窝”，是委员提出的建议。

    最早进入中兴路跳蚤市场经营的王兴强觉得自己“很冤枉”———作为100多户跳蚤市场正规经营户之一，王兴强在市场管理办公室有着正规的工商登记备案、交纳了租金、服从管理，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。他的摊位在市场内，也并没有影响到群众出行。

    政协委员提案中的三大“硬伤”，主要与韦德贵们有关。

    “嘀、嘀……”过路的桑塔纳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小贩们纷纷站起身来，把自己的货摊朝后拉。

    这是每天都要做的“例行性”工作。虽然麻烦，但主动让出路来，可以换来早已相熟的城管队员“睁只眼闭只眼”。一位正在巡逻的城管队员在反复叮嘱记者不要提他的名字后，指着斜坡两旁的一溜看不着边际的摊位，“赶走他们，他们的家人哪个养活？”

    韦德贵觉得自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，他愿意服从管理，正正当当地做生意。“取缔市场”的传言流传多年了，虽然一直没有成真，但他每天都惶恐着自己这不到1平米的摊位，何时就会不保。

    企业难担政府重任

    首要的问题摆在面前———取缔还是挪窝？

    中兴路跳蚤市场主管部门明确地对这两种建议说“不”，他们也有苦衷。

    中兴路跳蚤市场隶属于中兴路旧货市场，而旧货市场则隶属于重庆市重点工程拆迁办公室，这是一家国企而并非政府职能部门。

    最早的中兴路跳蚤市场经营户其实没有现在这么多，他们空调移机大都是在上回水沟的马路上占道经营的小贩。由于小贩们都是附近的困难群众，市重点拆迁办于1999年设立中兴路跳蚤市场，解决了当时100多户商贩的就业问题。中兴路旧货市场经理罗霞讲诉了中兴路跳蚤市场的由来。

    “我们最多也只能取缔市场内的100多户经营户，市场外的经营户们我们无权取缔。”罗霞表示为难，而取缔场内经营户势必会让他们加入场外大军、彻底脱离市场监管，“硬伤”只能更硬。

    市重点拆迁办一负责人告诉记者，在收到代伶委员的提案后，拆迁办专门从市规划局、市建委请来专家，研究是否能原地扩建，“收编”这些“游击队”。但周围民房太多，如果原地加一层，因为与周围民房太近，势必侵犯居民的采光权，“扩建方案”就此打住。

    而政协委员提出的“挪窝”是否可行呢？这位负责人表示，其难度甚至比原地扩建更大，“要在渝中区、要选择交通要道……”仅仅这两条，在寸土寸金的渝中区，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地点。

    这位负责人表示，也曾经考虑过“将场外的小贩就地收编，由市场统一管理”。

    但这看起来是治本之策的办法却因为一个“致命的问题”而无法实施：那就是重庆市重点拆迁办的企业身份。

    占道经营归市政管、经营备案归工商管、造成消防隐患归消防管、要维持交通秩序则必须得到交警部门的配合，就连看起来最简单的马路清洁也归市环卫管……

    “没有政府出面引导并协调相关部门配合，中兴路跳蚤市场的‘正规化’根本不能实现。”这位负责人说。

    尾声

    7日晚上7点，十八梯的民宅中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。韦德贵向一个中年民工做完他当天的最后一笔生意后，开始收摊。

    撤退前，他还是忍不住朝四下看了看，希望能再做成一笔生意。

    毕竟，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何时到头，谁也不知道。